仓库扩大后，招聘公告张贴了出来，附近的工厂来找何佳阳打听：最近做了什么，生意似乎还不错？

　　这家已经做了多年代工和定制产品的陶瓷工厂，从去年起，第一次尝试了跨境电商零售。更直观的增长体现在数据里：何佳阳接班后的几年里，工厂保持了每年销售额20%—30%的增长。

　　外人并不知晓的是，4年前，何佳阳刚刚回国时，和众多“厂二代”一样，站在是否要成为自家工厂接班人的分岔路口踟蹰。

　　改革开放45年间，中国各地中小工厂的第一代创业者们筚路蓝缕走出中国制造崛起之路，组成了成熟完备的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将“中国制造”远销出海。眼下，他们走到了要把接力棒交给第二代的时刻。

　　并非所有“厂二代”都心甘情愿接班。这群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他们带着新想法闯进传统制造业，却发现跟现实的工厂产生了错位，面临的挑战也早已不同。

　　冲突背后，也有时代的变迁。2023年7月，《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发布，提出31条政策，引导民营企业通过自身改革发展、合规经营、转型升级，提升发展质量、做大做优做强。对于“厂二代”们来说，守成之外，如何为传统工厂带来增长和变革，是他们要回答的时代命题。

　　接班

　　“谁想回家接班呢？”何佳阳想，毕竟，这听起来“又累又土”。

　　当时，回国几个月的何佳阳，面前只有两条路：留在互联网大厂，或者回家接班。

　　2019年，从法国留学归国的第一站，何佳阳选择在深圳大厂的投资部实习，在那几个月里，她频繁听到很多个从大厂出来的创业者的爆款故事。

　　在多年前，她的父亲也是一名中年创业者。改革开放后，“家家捶泥，户户拉坯”的奇观在潮州兴起，上世纪90年代，这里成为中国陶瓷的重要出口基地之一。

　　2005年，在一间只有2亩地的小厂里，何佳阳的父母，带着不到5人的队伍，从为附近大厂代工白手起家，在“接单、生产”和低成本高效率的生产模式下，在窑炉、车间的繁忙运转中，小厂逐渐成为一个有着三间工厂的企业。

　　何家的厂房2公里外，40多家工厂、作坊都在做着相同的陶瓷生产，全市陶瓷厂数量高峰时多达7000余家。产业带聚集后，潮州的陶瓷工厂率先接触了外国的客户。

　　最初，为其他大厂做代工订单的模式，在何家的小厂里延续了几年。

　　何佳阳的父亲，比周围人更早接触到电子商务。2005年，他在平台上简单传了产品图片，没想到真有外国客户找来。有一年春节，厂里的业务员紧急接到了一笔外贸订单的询盘，一个春节期间，就下单了几个柜子的货，何家人为这笔订单欣喜，靠着这笔定金，他们有了招兵买马的底气和资源。

　　在那个制造业加入全球分工的黄金时代里，这家传统的代工厂，从最初的承接周围大厂的订单，到后来慢慢自己生产，靠着薄利多销，逐渐站稳了脚跟。

　　何佳阳身边和她一样的“厂二代”，大多被父母送出了国。直到后来走了出去，读了更多的书，何佳阳才更深刻地了解到和自家一样的代工厂的处境。多年来，处于微笑曲线底端的它们，做的都是受制于人的生意。代加工模式常常让没有话语权的工厂陷入被动：工人的工资不断上涨，原材料成本增加，同质化竞争下，面对贸易公司的压价，工厂如果不降价，随时可能被换掉。

　　何佳阳想要改变些什么。尽管多年前，家里的工厂就开始尝试在1688和阿里巴巴国际站等电商平台上接订单，但做了多年，还是个普通黄页的模样。4年前，何佳阳决定回家接厂，她打算接下家里的电商业务。

　　但并非所有“厂二代”，最初都和她一样有着确定的方向。当徐灵吉多年后再次走进那个以她名字命名的工厂时，她发现找不到自己在这里的位置。在徐灵吉刚刚回来时，这家在杭州已经存在了近30年的小工厂，只有十几名员工，其中包括她的父母。

　　还在上幼儿园的年纪，徐灵吉就常常到工厂里帮父母装螺丝。那时还不算厂，只是个家庭作坊，在别人的车间里租下一块地方，做起组装成套设备柜体的生意。

　　在徐灵吉的印象里，父亲经常夹着皮包，一出去谈客户就是一两个月。客户都是靠他一人去全国各地跑出来的。20年前，他从朋友那听说三峡要建发电厂，提着行李坐了17个小时的绿皮火车，跑去当地谈项目，靠着一股闯劲，直接谈下了一笔上百万元的订单。随着工业热潮在这片土地上的兴起，建厂的需求不断，徐家的生意也越做越好。

　　一间家庭作坊变成了如今上千平方米的工厂，转眼间徐灵吉的父亲也50多岁了。找职业经理人？他不是没想过，但找到合适且放心的人又谈何容易。他眼看身边不少上了年纪又找不到接班的朋友，陆续关掉了自家的厂。

　　毕业后，在上市公司工作的徐灵吉，常常被父亲挑剔工作，频繁争吵后，她一气之下辞了职。

　　徐灵吉后来才明白，自己是被父亲“忽悠”回了家。

　　新与旧

　　何佳阳亲眼见过工厂走不下去的危机。

　　去年，她家附近的一家陶瓷厂在转型之困中订单锐减，无奈“厂二代”也不愿接班，老厂长只能看着几十年的心血，最终画上了句号。

　　两代人的交接，在众多的工厂间，是漫长的过渡。复旦青年创业家教育与研究发展中心2022年发布的《中国家族企业传承研究报告》中提到，国内大约有80%的家族企业还没有明确的家族传承继任计划。从家族企业交接班意愿来看，已有64.3%的创始人年长子女就职于自己的家族企业，此外，40.9%的子女表示有明确的接班意愿。

　　作为圈子里极少数真正接过接力棒的“厂二代”，楼艳纯和丈夫可能比其他人更懂其中的纠结和曲折。他们也一度离开过工厂。当看到父亲落寞的神情，丈夫一夜没睡，终究不忍二十多年的心血断在他们手上，楼艳纯决定全力支持他。

　　如今，这家拉链厂上一辈手上的老客户们，留到他们手中的只剩一个。原因无他，更多的老客户，不是破产，就是面临着二代不愿接班的困境，一条条路子便断了。

　　在很多个日子里，楼艳纯在去工厂的路上和丈夫互相打气，“我们能再坚持得久一些，活下去，就赢了。”

　　最初进厂的日子里，楼艳纯什么都不懂，想请教老员工，对方却嫌麻烦。楼艳纯干脆换下名贵的衣服，脱了高跟鞋，穿上夜市里淘来的几十元衬衫T恤，挽起袖子跟工人们一起跑货车。

　　和很多“厂二代”不一样，既然决定回来，徐灵吉就抱着要接班的心。但几年前，还未卸下学生气的徐灵吉，迫不及待想要对这个传统的制造业工厂做出些改革时，现实很快泼了她一头冷水。

　　更让她觉得崩溃的，是她和父亲之间似乎处处都能产生的摩擦。徐灵吉想尝试让工厂的产品出海，累积更多的客户，想法却被父亲否定：现在的工厂规模和体量并不大，很难承担产品出海后可能遇到的售后等问题。

　　徐灵吉把自己的接班经历发在了社交平台上，称呼自己为“厂妹”，本意是想通过互联网吸引更多的客户，却意外引来一批跟自己有着相似经历的“厂二代”。

　　和习惯“闷声发财”的上一辈不同，年轻的“厂二代”更愿意走出去。徐灵吉拉了个群，大家时不时会在线上线下讨论，和更多的“厂二代”交流后，她发现，大家都面临着相似的困境，为难以处理和老员工的关系发愁，为不知道从哪个业务入手纠结，也为难以推进的数字化转型而苦恼。

　　普华永道2022年的一份调研显示，72%的家族企业新生代认为，实现业务增长应该是他们公司未来两年的首要任务，52%的人认为是采用新技术，46%的人选择拓展到新行业或者新市场。

　　他们面临的挑战和父辈当年截然不同：中国制造业从供不应求走向产能过剩，在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中，许多选择和困难都摆在眼前。除了要得到市场的认可，他们接班的每一步，都得向上一辈证明自己。

　　有人决定在工厂内部创业，尝试走跨境电商，探出了新路子；还有许多“厂二代”，试图改变自家代工模式，尝试通过出海创立自主研发品牌，为工厂带来更多C端（消费者）的客户。

　　相当于在厂里“创业”的何佳阳，有了比其他“厂二代”更多的自主权。但这个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带着她的方法论，闯进传统的制造业工厂后，很快就遭遇了水土不服。

　　她试图让厂里的老员工用谈判技巧去谈线上客户，却发现上一辈认定在传统工厂里的经验胜过新人带来的商业知识和方法论。一个空降而来的小姑娘，指令根本无人响应。

　　老员工难以推进，何佳阳决定招聘年轻人。但在潮州，她刚起步的小团队很难招到合适的人才，更别提留下。“人家看你这个老板太年轻了，也不听你的。”

　　对于何佳阳来说，为自家工厂开拓电商业务，也是个全新课题：在这之前，她对工厂几乎一无所知。为了打破局面，第一年里，何佳阳边学习边做。她带着营销思路，成功谈下了一个意大利客户，为她在电商平台上带来第一笔近百万元的外贸订单。一有机会，她就出去游学，再把从那些电商程度高的企业学来的经验放在自家尝试，不适用再改进。直到两三年后，何佳阳为自家工厂的原有业务带来了20%—30%的增长。

　　前几年，在大环境的影响下，何家的工厂在线上的询盘量面临骤减的挑战。何佳阳想起在深圳实习的那一年，在这个外贸最前沿的“跨境电商之都”，她经常能在街头或者路边的站牌上，看到跨境电商相关字眼的宣传和广告。根据商务部的数据，跨境电商占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比重从2015年的1%，增长到2022年的5%。

　　何佳阳成了周围一片陶瓷工厂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她让团队的实习生把家里的一批保温杯库存放到了跨境电商平台上，没想到这批库存在新兴的跨境电商平台Temu上，刚刚起步就有日均100的销量，几天的销量就足以构成他们过去一个B端（商家）的中型订单。

　　从之前面对B端，到如今面向C端，何佳阳嗅到了新的机会。

　　机会

　　在平台的几千条评论里，何佳阳这个曾经的留学生，发现了她不曾注意过的世界。

　　从工厂生产出的陶瓷制品，漂洋过海摆上了欧美不同家庭的餐桌、柜子和角落，被镜头拍下传到买家秀。对于这家默默无闻了多年的传统代工厂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直观地看到自家的陶瓷制品，最终去往了何处。

　　何佳阳和团队很快在平台上开了更多店铺，也开始尝试工贸一体，不仅仅售卖陶瓷制品，还结合场景，从陶瓷花瓶衍生开发了干花、假花等产品。

　　不止于此。去年，何佳阳决定走出潮州，她在深圳组建了新的团队，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品牌。

　　前不久，因为电影《芭比》的火热，何佳阳和团队趁着这一波的热度，设计推出了芭比粉的杯子，在平台上成了爆款。这是他们第一次发现，在基础款和通货款外，自己开发的产品，也可以有快速的增长。

　　她招聘了设计师，给产品设计打上了标识，针对自己的客群设计研发新产品。但何佳阳觉得，目前还没到要砸钱投广告的那一步。她没有透露品牌的名字，在这点上，这个“厂二代”延续了上一辈的慎重，更想把“稳”放在前面，在品牌没有拿下“护城河”前，她并不想过多宣传。

　　但迈向跨境电商的尝试，也给工厂原有的生产线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现在一个店铺的新款从一个想法变成成品的时间只有一个星期，“需要工厂快速打样，快速生产，也对质量的把控要求更加严格。”何佳阳说。

　　为了适应更加灵活的节奏，何佳阳请来了更年轻的厂长。何家收购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工厂，专为跨境电商零售业务开展产品生产。现在，何佳阳几乎每一到两周都得往返于潮州和深圳两地，团队已经从最初的只有一个实习生，变成了有20多人。

　　前段时间，徐灵吉和父亲又因为搬厂这件事产生了分歧。老工厂偏僻，又远离市区，徐灵吉考虑到招人的难题，也想进一步扩大规模，谋划着要重新选址，搬到更适合发展的地方。

　　她带着一家人去看厂区，相中了一个价格合适且有独立院子的厂区，但父亲考虑搬厂的成本，可能是工厂一两年的净利润，并不乐意。

　　但恰好工厂的新项目对厂房有标准，这一次，父亲不得不同意搬厂的决定。在徐灵吉的计划里，明年，她将要把工厂彻底搬去新厂区。她依然没有放弃出海的想法，但现在她想的是在维持住现在业务量的基础上，再找到机会突破。

　　今年，徐灵吉变得更主动了。她开始主动和客户维系关系，也去发展新的客户。她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帮工厂对接上了附近的“厂二代”，顺利谈下了生意。她发现自己进厂这几年的角色也在悄然之间发生了转变，从工厂的一个办事员、父亲的助手，到慢慢可以独当一面的“小徐总”。

　　许多传统贴牌代工的工厂，在新一辈出场后，也不甘再居于幕后了。浙江永康保温杯工厂的“厂二代”王博文，留学时一次购物，在拆开包装后发现了一张让他颇感难受的纸条，上面写着：你可能对中国制造有顾虑，但我们的产品不是。这个经历，也让后来的他更加坚定要打造自己品牌的信念。

　　王博文在美国读书时，发现他的学校周围有很多创意园区，后来他了解到，在上世纪产业转移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前，这里曾是一家家工厂。现在在他的家乡，也有一批工厂转移到了东南亚。

　　王博文觉得在父母那一辈，他们已经把生产保温杯这件事做到了极致。一代人有一代人需要做的事，在他的手上，他希望做到的是让自家的品牌能够出海，这也是他最后决定接厂的初衷和目标。

　　十几年前，王博文的父亲也曾想做品牌，当时的他曾经把线下商超作为销售渠道，但线下的账款清算不及时，随即又遇到了电商兴起，线上布局需要全新的设计、运营团队，求稳的他不敢冒进，品牌之路戛然而止。现在，在工厂一个用来展示的角落里，仍然摆放着当年初创品牌时的产品。直到多年后，王博文重新从父亲手中接过了想要打造品牌的接力棒。

　　传统的薄利多销不断接单、生产的模式，帮助众多制造业工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积累了财富并存活至今。在短暂离开工厂的那几年里，楼艳纯游学时参观过很多已经成为头部的工厂，她坚信传统制造工厂的未来，终将要走向智能化。

　　这些年他们每年都在更换机器，设备更新换代的同时，她力排众议在工厂探索数字化转型。在过去的一年里，楼艳纯的重心都扑在了重塑管理流程、搭建系统上，她想把工厂当成试验田，哪怕为此要经历人员换血的阵痛。

　　在工厂的电梯旁，楼艳纯竖起了一块宣传牌，上面写着：让机械做机械该做的事，智能做智能该做的事，而人走向智慧之路。

　　但有些东西还是不会变的。她提起公公经常跟他们提起自己的创业初期经历，因为敢闯又拼，成了当年国内第一批白手起家做拉链的人，他经常坐4个小时的大巴往返于义乌和上海、嘉兴之间，在破旧的小旅馆里，为了谈客户一呆就是一星期，从一间小作坊攒出了口碑，二十多年里，成了万千客户的供应商。

　　3年前，楼艳纯也为工厂注册了品牌，她取名为“顺应”。顺应时代的洪流，上一辈踩中了潮头，做对了一件事，并把它坚持了这么多年，现在是时候，轮到新一代再次驭浪而行。

　　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