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书法史看，文字的书写在漫长的演变之后，从东汉末年开始在观念上产生了某种崛起的契机。这是审美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先秦到汉，各种金文和刻石上的汉字已具有明显的艺术意味，但尚未被视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到了东汉，情况发生了变化，实用书写与审美书写分化开来，开始各走各的路。这种变化，是与西汉大规模发展的政治文化有一定的关系。西汉王朝文字的书写和应用空前频繁起来，朝廷据《尉律》来课试选拔精于八体书者，任以郡县和中央各机构的文吏，吏民上书奏事，如文字不规范，则举其事而纠其罪。《尉律》虽在汉武帝以经艺取士后舍而不用，但朝廷对文吏升迁，“能书”却一直是考核的一项。书法与仕途挂钩，促使了汉代人对书法的重视。为了书写的方便快速，字体冲破了秦代小篆，产生了隶书、草书等多样的写法，文字书写的好坏也成为做士人的一个必备条件，从而又使文字书写开始与文人的生活情趣联系起来。这就是书法在东汉末年发展成为一门艺术的重要条件。

东汉末汉字书写的艺术自觉可以从下面四个方面去考察：第一，篆隶草行楷五种书体皆已出现，使书法具备了形式方面的条件；第二，实用书写与审美书写，过去是含糊地交杂在一起，到了东汉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分化；第三，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第四，在这个时期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书法理论。我这里拟着眼于上面四个标志，对东汉末年书法艺术形成的背景进行一下研究。

一、五体的完备

两汉是各种书体孕育、产生和演变的时期。隶书、草书、行书和楷书在笔法和形体结构上，与篆书相对单一匀称的格局相比大为丰富。而篆书在汉代已不是实用性书体了，它只在某些庄重的场合上使用。

（一）隶书写法的完成早在秦朝时，日常使用中已产生笔画方折、结体简约、书写便捷的隶书。当时奏事、官狱繁多，而隶书书写因方便、简易被广泛使用。隶书的出现大大地改变了汉字书写方式。与篆书的不分起止、没有首尾的线条相比，隶书的线条起止分明，且充满了提按顿挫的运动感。这种新书体一出现就迅速地代替了篆书，除了实际应用方便的原因，也不容忽视它加强了书写者对笔墨趣味的体味和把玩。从西汉简牍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篆书的图案意味被迅速地弱化，渐渐形成了汉代隶书的基本造型和用笔方式。在汉代，隶书本身还在不断发展，走向成熟，由西汉早期偏于纵势的古隶演变为有明显波磔而偏于横势的隶书。这种习见于东汉中后期碑刻中的隶书，即后人一般所称的八分书。

东汉中晚期是隶书的全盛时期。碑刻是东汉书法的主要遗存，东汉人立碑的风气，与这时流行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谶纬学说的社会氛围有关，文字的刻石具有某种神秘的含义，同时也与东汉大力表彰贤良方正、有名节的人有关。因此，尽管当时政府重要公告都以章草来抄写，但对碑刻文字却十分严肃，通常写得规范而整齐。正是从碑刻上，汉代人成熟发展了一套规范的隶书写法，反过来说，正是在大量的碑刻活动中，规范的隶书写法也找到了广大的用武之地。与金文相比，东汉石刻可以说是走向庶民化。青铜器放置的环境是很贵族气的，所以它应用的范围较窄，从而给它带来了大抵庄重典雅的风格。而石刻则不然，因为造福乡里、铺路架桥，十里八村的乡民醵资树碑，以扬功德。又如长者去世，生前行善积德，后辈子孙为之竖一块石碑，以记行实，以彰道德风尚……这样的生活内容和需求，每家每村都可能有，于是就竖碑成风，书法庶民化的渠道被打开。一般来说，碑文不仅讲究其文章内容，而且也重视书法水平，因为这表示对碑主的尊重。这种情况无疑给书法作品带来大量创作的契机，这就是东汉书法艺术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书法一旦走向平民阶层，它在风格上是无法依国君、贵族等少数人的口味加以人为控制的，于是出现了书写风格的多元性。这归因于社会环境对风格的刺激与影响。

（二）行书和楷书的出现汉代篆、隶、章草诸体成熟，行书和楷书虽最后产生并成熟，然而它们也在这个时期已开始出现。日本清原实门在《四山摩崖研究》中说：“大致说来，秦汉时期，篆、隶书向楷、行、草书发展，书体显得多样化，今天的楷、行、草的雏形就是在那时形成的。”

八分书有较强的装饰性，笔画讲究起止，多用于正规场合，以示庄重。但日常应用为了简便省事，逐渐产生了一种也是由古隶分化出来的俗体隶书，它不注重波磔，转折处多作圆转，较多地使用尖撇，并出现了钩笔，一些笔画也往往连带。到东汉中后期，这种俗体隶书渐渐演变成了一种新的书体，即行书。而楷法掺于隶书之中的明显期，当属东汉中晚期。例如东汉元兴元年的《王稚子双阙》，上有“汉故”二字，其书体显然具有楷书特点，如两字之撇画已由隶书的逆笔回锋蜕变为楷书的顺势出锋，其收笔也少了波磔，而“汉”字由扁方变为正方形。再从东汉永寿二年的《朱书砖》看，该砖的书法楷意浓厚，其横画多楷书的顿锋回收，尤其是“泥”字的左旁三点，纯粹是楷书的笔法及其形态。由上可知，行书和楷书出现于东汉中晚期，随后盛行于魏晋南北朝。

（三）草书的确立与盛行关于草书的产生，许慎《说文解字叙》指出：“汉兴有草书。”但从出土的秦末汉初的资料看，只有写得较为草率的隶书，尚无草书的实物。现在能见到的是在居延汉简里夹杂着的草书。由此可知，草书的出现略晚于八分书，草书中的波挑是吸收于八分书的。这种保存有隶书的笔法、字字独立的早期草书，魏晋以后为区别于连绵纵逸的今草，称之曰“章草”，而汉代人只称之为“草书”。

八分书作为规范的隶书形成的同时，手写系统文字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形成了两个发展方向：一是草化为章草；二是除去波磔，渐渐演化为楷书。章草的基本写法早在东汉中期已形成，当时的文件、书信、账簿甚至药方一般都用极简便的章草写成。这时候，由于章草书写的即兴式发挥和愈来愈复杂的用笔技巧被激发出来，书家们沉迷于变化多端的笔墨技巧的表现与玩味之中，由此造就了东汉末一大批爱好艺术化草书的书家。赵壹的《非草书》从反面证明了东汉末草书的艺术追求盛行。赵壹从儒家实用观点出发，认为草书是无益于圣人之治也无助于应用的赘物。他说：“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尽管如此，人们却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它，赵壹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情况：“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骨出血，犹不休辍。”为什么崔瑗、杜度、张芝等当时书家们对草书如此沉溺? 既然赵壹说草书那样无益于实用，那么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他们发现草书里有无穷的审美世界。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以充分自觉的艺术意识写汉字的第一代书法家。

二、蔡邕与书写的艺术化倾向

蔡邕也是与这些人一起属于书法艺术的第一代人物，而且是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值得注目的开拓型书法家。东汉末，朝风衰败，到了灵帝朝野提倡经学，朝廷主持刻石经儒家《七经》，于是蔡邕书刻石经。石经完工后，立于洛阳太学门外，前来观赏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后汉书·蔡邕传》）。这种场景具有特殊的含义。石经文字，其目的本在于实用，即让后人有一个标准本子，以校核勘误，也可据以攻读。然而，当时前来洛阳的人不都是仅为这种实用目的而来的，即除研究经文外，还观赏蔡邕的书法。如果是一般的人去写，不会有这种场面的。其实，蔡邕并非刻石经的第一人。早在西汉平帝之时，王莽就令当时古文字学者甄丰摹刻古文《易》、《诗》、《书》、《左传》为石经，但由于甄丰在书法史上缺乏足够的影响，因此，虽着先鞭，却并未得重视。在实用书写领域里，包含着新的艺术成分，蔡邕的书写首先具有这种意味。此外，我们在蔡邕创立的“飞白书”里又看到了其书写的艺术化倾向。飞白书，相传是蔡邕创造的一种书体。张怀瓘《书断》云：“汉灵帝熹平年，召蔡邕作《圣皇篇》，篇成，诣鸿都门上。时方修饰鸿都门，伯喈待诏门下，见役人以垩帚成字，心有悦焉，归而为飞白之书。”飞白书纯粹是为了文字的美化，它与实用无关，虽说以飞白这种文字的装饰性美化不是真正的书法之路，但在东汉末书法的艺术自觉时期，飞白书是与实用相对，作为审美活动而存在的重要事例。蔡邕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的功绩，不仅在于他创立了飞白书这种特殊风格的书体，更在于他通过飞白书把书写导向审美的倾向，这正是我们研究东汉书法时应注意的地方。

三、书法理论著作的出现

专门的书论著作，到了东汉才出现，书法实践在理论的指导下更加自觉地发展起来。没有理论的指导，艺术的真正繁荣难以期望。书论著作的出现证明书法的艺术自觉已进入了相当高的程度。中国第一部书论专著是崔瑗的《草书势》，它以形象比喻来形容草书的形态美，例如：“兽企鸟峙，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 或凌邃惴栗，若据高临危；旁点邪附，似螳螂抱枝。”这种形象的比喻，体现了汉魏晋时代书法理论的特点。其目的就在于以书写作为审美对象。与崔瑗同时代的赵壹写出了中国第一篇书法批评论文《非草书》，说明书法理论的问世引起了重要的反响。东汉书法艺术的自觉还孕育出一位书法理论家——蔡邕，他写了《笔赋》、《笔论》、《篆势》、《九势》等四篇书论，对书法的艺术本质作了形而上的思考，并且对书法的形式和线条提出了全面的要求。这反映了文士们将书法已看作艺术。

从整个汉代来看，严格意义上的书论专著不多，原因有二：其一，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尚未为人普遍意识到。到了东汉末，作为一门艺术的书法，才从实用领域中分开，独立走自己的路。在此之前，用艺术眼光来看书法的甚少。其二，著作散佚较多，如崔瑗所撰《飞龙篇·篆草势》，《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仅存其目，至《宋史·艺文志》已不著录；蔡邕所撰《圣草章》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也均仅存其目。张芝撰《笔心论》，侯康在《补后汉书·艺文志》云：“芝见蔡邕作《笔势》，遂作《笔心论》五篇。”但也已不复存在。先秦时期谈诗和乐的言论很多，而谈书法的则无。只有《荀子》曾讲到仓颉创造了文字，《易传》包含了与书法有关的思想，但未直接讲到书法。因此，东汉末书论专著的出现具有特别的意义，从此以后，论书法和书法理论就逐渐成风

四、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与纸的发明

东汉书法艺术的自觉与繁荣，还有两点原因不容忽视。第一，东汉时知识分子群体有了显著的发展。西汉太学生不过千余人，到东汉，京师太学生达三万余人。班固《东都赋》也云：“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虽有夸张，但也可见各地官学的兴盛。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积极参与治国平天下，这种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无论对政治、社会，还是对文化艺术，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书法也得以迅速兴盛繁荣，遗存下来的那么多的东汉碑刻，就证明这一群体的活动。第二，中国典籍最初主要用竹木和缣帛书写，东汉时发明了纸，《后汉书·蔡伦传》云：“自古书籍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在古代，人们把字写在竹简上韦编成书，这样太笨重，后来用轻巧的缣帛书写，但这又太昂贵。蔡伦以后，制纸技术日渐改善，推广至全国，甚至海外。汉末东莱人左伯能作纸，唐张怀瓘《书断》卷下记载：“左伯字子邑，东莱人……尤甚能作纸，汉兴用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而子邑尤得其妙，故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云：‘子邑之纸，妍妙辉光；仲将（韦诞字）之墨，一点如漆；伯英（张芝字）之笔，穷神尽思：妙物远矣，邈不可追。’”他在《书断》卷中又引韦诞奏言云：“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逞经丈之势，方寸千言。”

至2世纪后期，纸的质量更加改善，可以适应于书家们的各种要求，而且制纸成本也大大降低，因此，纸就成为最普遍的书写材料。崔瑗答葛元甫的信中说：“今遣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北堂书抄》）由此，可知当时已有了缣帛和纸的贵贱之分。纸的出现和推广，使社会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了一步，也使书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纸价廉质轻，使用方便，特别利于书法的反复训练；契刻在竹简和石碑上，基本上要一次成功，而书写在纸上则可以反复琢磨，直到理想的程度为止。同时，纸比任何一种书写载体更能体现笔情墨意的书法美。

汉隶《尹宙碑》

《尹宙碑》全称《汉豫州从事尹宙碑》，又名《尹宙碑额》。东汉熹平六年（177年）四月立。192厦米。横89．6厘米。14行。行27字。额篆书“汉豫州从事尹公铭”8字，仅存“从、铭”二字，存河南鄢陵县孔庙。碑文隶书书风清劲秀逸，流动疏朗，结体内紧外拓，大度宽绰，用笔爽朗中寓沉着，笔画细瘦圆健，字体风格俊逸洒脱，颇具秦小篆之遗风。为汉碑隶书的代表作之一。清王澍评其书云：“汉人隶书，每碑各自一格，莫有同者，大约多以古劲方拙为尚，独《尹宙碑》笔法圆健，于楷为近。”（《虚舟题跋》）

哈佛大学藏拓本